(二)立法审查标准的完善 立法审查实践与法教义学原理均证明，在上位法与地方实际情况相脱节的情况下，地方立法机关更倾向于创新。
从地理空间来看，政党驱动型法治首先在西方兴起，然后在中国兴起。从此以后，美国的总统、议会无不具有浓厚的党派色彩。
直到19世纪早期，政治参与才扩展到贵族与大量土地所有者贵族之外。泊乎最近七八年中，国民政府以统一之局，奠都南京，基中山先生五权之制，设立法院专司法律创制修订之责，主其事者，先后有胡展堂、孙哲生两先生。事实上，按照孙中山关于训政的理论逻辑，党治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。置身于19世纪40年代，恩格斯还注意到这两个政党的变迁，最近五十年来老托利党人已经绝迹了，而他们的继承者却采取了直到当时辉格党还奉行的那些原则。譬如，夏勇的法治是什么一文就颇具代表性，此文在旁征博引的基础上，最后把法治的要素归结为十项：有普遍的法律、法律为公众知晓、法律可预期、法律明确、法律无内在矛盾、法律可循、法律稳定、法律高于政府、司法权威、司法公正。
凡拥护汉密尔顿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，被称为‘联邦党人。游叙弗伦的解释是：我了解了，苏格拉底。当代中国政党驱动型法治所取得的巨大成效，也可以通过党的先锋队理论予以解释。
党治与普通所谓独裁政治，其唯一的不同，即前者是一党的独裁，而后者则是一人的独裁。塔玛纳哈还一般性地总结了当代的形式法治理论与实质法治理论。就相关研究来看，学术史上曾有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与自然演进型法治道路的划分。按照这个说法，虽然儒教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，但它还是可以作为一种宗教来看待。
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，是谓五官，各司其序，不相乱也。另一方面，政府的官方行为其实就是对法律的宣告。
没有把法律作为一个原则的体系、一种法律大全的概念。两百多年来，世界各国关于《人权宣言》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，然而，如果要从政党驱动型法治的角度来看，《人权宣言》也可以视为爱国党驱动的结果。《游叙弗伦》篇交待了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关于此案的讨论，游叙弗伦说：据我看，他诬告你，是动摇国本，是祸国的开端。这种复仇心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国家中曾犯下最可怕的罪行。
所以要阐明国民政府的机构及其实际的地位，我们不能不先阐明党治。现代意义的政党在中国的萌生，始于清朝末年。再看当代中国政党驱动型法治与近现代西方政党驱动型法治的不同。迁延至当代，虽然西方政党对西方法治的驱动一以贯之，但在法治理论家那里，政党的意义依然得不到彰显。
根据伯尔曼的研究，对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来说，十一世纪发生的教皇革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。这样的法治理论，主要是参考借鉴拉兹、富勒等人的法治理论的产物。
关于国王、专制及宪法等，都成了次要的问题。具体地说，法治的方向由政党把握，法治的形态由政党塑造，法治的精神由政党培植，这样的法治就是政党驱动型法治。
‘正当程序意味着一种新的划分，即，把社会划分为相互分离的教会权威和世俗权威，意味着把教会权威建为一种政治法律实体，还意味着相信教会权威有责任改造世俗社会。这就表明，不论是苏格拉底，还是起诉他的人，以及那个由500人组成的庞大的陪审团队，都有听从神灵的共识。西方文化的源头是两希，亦即古希腊与古希伯来。在这两个源头上，都可以看到神灵驱动型法治的萌生。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，大流士主张的一个最优秀的人物的统治，还有亚里士多德概括的王制，都包含了有关圣王驱动型法治的想象与期待。神明降之这个事件表明，觋（或巫）受到了神明的驱动，神明乃是觋（或巫）创制法治秩序的驱动力量。
概括起来，以上关于神灵驱动型法治、圣王驱动型法治、宗教驱动型法治的划分，主要是一种远距离观看人类法治演变过程的结果。中国从古迄今的法治演进历程，特别是当代中国政党驱动型法治的兴起，依然在这个基本规律之内。
龚祥瑞写道：现代意义的政党的产生是同近代工业革命相联系的。正是这些人组成了各地的政党，指挥着竞争运动，以各种办法拉拢群众特别是初到美国的移民。
从罗伯特·皮尔爵士身上可以看出，托利党已决心承认运动，它看出英国宪法不牢靠，只要尽可能长久地保住这个已经腐朽的破架子，它准备做一些让步。因而，民国时期的法治，实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驱动的结果。
大流士主张的一个最优秀的人物的统治，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王制。在古希腊，即使在理性高度发达的背景下，神灵对法治的驱动也有迹可寻。至于1795的法国宪法，则主要体现了热月党人的意志。系列论文中的第一篇出自汉密尔顿，他在这篇具有纲领性的论文中告诉纽约州人民：我打算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讨论下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：联邦对于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，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护联邦，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。
不过，从政党驱动这个特定的角度来看，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还在于中西政党的不同。在延安时期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制定了《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》《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》《惩治贪污暂行条例》等宪法性文件及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形成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等极具创造性的司法形式，无论是在立法领域还是在司法领域，都为党在全国范围内对法治的领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
政党驱动型法治的兴起，其根源在于政党政治的兴起。1912年8月，就在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之后、中国国民党正式成立之前，孙中山发表演讲，主张两党制，他说：国中政党，只当有进步、保守二派。
关于当代中国的政党驱动型法治的内部问题，特别其中的党领导法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，笔者已另有讨论，这里不再重述。但是，根据本文的研究，自近代以来，法治普遍由政党驱动、由政党主导、由政党塑造，西方如此，中国尤甚。
这篇宣言不仅在法国，甚至在整个西方世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成为了西方近现代法治的思想基础。没有把法律作为一种不同于神学和哲学的研究对象的概念。哲学王作为智识层面上的圣王，意味着哲学王是国家事务、公共事务的引领者与推动者，当然也是法治的驱动者。在民治之下，政治取决于全体公民，在党治之下，则政治取决于一党的全体党员，换言之，党可以独裁，而不问党外人民的意见。
拉法耶特固然为《人权宣言》的起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但是，个人必须借助一个组织、一个团体的支撑与烘托，才可能把他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，爱国党就是这样一个支撑拉法耶特的政党组织。觋（或巫）的产生，主要是因为他（或她）既精明、又专一，还能一直保持对神明的虔诚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神明才降临到他们的身上。
在竞选中，两派议员又把他们的观点传播到选民中间，使民众沾上了党派性，被称作‘两个伟人的身影的延伸。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，国家与法的理论这个名称较少使用，但是，法与国家的固有关系依然是一个不言而喻、不证自明的前提。
其中，吉伦特派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共和派，倾向于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，著名学者孔多塞是他们的主要代言人。就法治理论来看，不论是西方主流的法治理论还是中国主流的法治理论，不仅是近代的法治理论还是当代的法治理论，很少包含政党这个因素。
